曾经的军师、伙伴、重臣……朱元璋为什么一定要对李善长痛下杀手？

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），明朝首都南京传出一则震惊朝野的消息：前开国功臣、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、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、中书左丞相、免死铁券的拥有者韩国公，因犯下严重罪行，即将被满门抄斩。

影视剧中李善长问斩前的情景。来源/影视剧《朱元璋》

不久后，押解李善长及其家人的囚车缓缓驶过街头，在众目睽睽之下驶向刑场。经过验明正身，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，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开国功臣就此终结了一生。此时，端坐在皇位上的朱元璋或许会想起37年前，那个在滁州路上向他进言的天纵奇才。

在明朝开国史上，李善长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。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中第一个出现的文人名字就是他，其中关于两人的初次相遇，史书记载虽简，却意味深长：

“（太祖）道遇定远人李善长，与语，大悦，遂与俱攻滁州，下之。”

这次一见如故的会面，开启了他们并肩作战的征程。

李善长比朱元璋年长14岁，精通法家学说，善于运筹帷幄。这样一位人才正是草莽出身的朱元璋在起家阶段所急需的。在著名的初次对话中，面对朱元璋“天下之乱何时能定”的询问，他答道：

“秦末战乱时，汉高祖起于布衣，豁达大度，知人善任，五年成就帝业。今元纲既紊，若殿下效法汉高祖，天下可定。”

这番言论深得朱元璋之心。他提出的很多建议，更成为朱元璋的重要战略。

朱元璋对李善长极为倚重，常将其比作汉之萧何。军需供应、人事任免等要务多委其办理。即便在郭子兴猜忌朱元璋时，李善长也始终忠心不二。南征北战中，他屡立战功：智败元军于和阳，主张渡江发展，攻克采石后安抚太平民众，为朱元璋大军扫清障碍。

至正二十四年（1364），李善长率群臣劝进，朱元璋始称吴王。明朝建立后，他更受重用：主持制定典章制度，监修《元史》，确立礼仪规范。洪武三年（1370）大封功臣时，朱元璋特别强调：

“李善长虽无汗马功劳，但跟随我多年，供给军粮，功劳很大。”

遂封韩国公，赐铁券，免二死，其子免一死。还将临安公主许配其子李祺，以示恩宠。

然而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，君臣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历代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者都面临着一个微妙而复杂的难题——如何妥善安置功臣集团？

对于这些在乱世中崛起的开国君主而言，功臣们既是新王朝的奠基者，也可能成为未来的隐患。功臣们的心态同样复杂：有人居功自傲，有人野心未泯，还有人虽服从君主却对储君心存轻视。这种错综复杂的君臣关系，在历史上演绎出不同的结局：既有汉初诛杀功臣的悲剧，也有司马昭弑君的惨案。当然，也不乏君臣相得的佳话，如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、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大多得以善终。不过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实属凤毛麟角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刘秀和李世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，正是因为他们自身军功显赫，有足够的自信驾驭群臣。然而朱元璋的情况却大不相同，在统一天下后，这些昔日的战友在他眼中逐渐变成了潜在的威胁。对于那些安分守己的功臣，朱元璋尚能包容；但对于那些骄横跋扈之辈，朱元璋则难以容忍。不幸的是，李善长恰恰属于后者。

最早引起朱元璋不满的，是李善长对待同僚的傲慢态度。表面上温文尔雅的他，实则性情暴烈。当参议李饮冰、杨希圣等人因琐事触犯其威严时，李善长立即予以严惩。更严重的是，在与中丞刘基争论法令时，他竟将刘基斥责得无地自容，最终导致刘基愤而辞官。此外，张昶、杨宪、汪广洋等重臣也因得罪李善长而遭贬谪。这些大臣都是朱元璋亲自提拔的心腹，李善长如此跋扈的行径，在朱元璋看来无异于藐视君权。察觉到朱元璋的不满后，李善长于洪武四年（1371）以病为由辞官归乡。朱元璋顺水推舟，赐予他临濠土地若干顷，设置守坟户一百五十家，佃户一千五百家，仪仗士二十家。洪武七年（1374），又提拔其弟李存义为太仆丞，其子李伸、李佑为群牧所官。洪武九年（1376），更将临安公主下嫁李善长之子李祺，授驸马都尉。表面上看，君臣关系似乎依旧亲密，但一场危机正在暗中酝酿。

李祺与公主完婚后不久，朱元璋染病多日未能临朝。病愈后，曾遭李善长打压的御史大夫汪广洋、陈宁上疏弹劾：

“李善长恃宠而骄，陛下染恙十日未朝，他竟不来问安。驸马都尉李祺也六日不朝，宣至殿前仍不认罪，实为大不敬。”

虽然这些行为可大可小，但足以让朱元璋认定李善长已忘记臣子本分。于是朱元璋直接下旨，将李善长的年禄削减一千八百石。这本是一个严厉的警告，李善长理当警醒收敛。然而不知是老糊涂还是心存怨怼，在随后更大的政治风波中，李善长竟做出了致命的错误抉择，最终招致杀身之祸。

在《明史》中，胡惟庸案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政治事件。对于胡惟庸其人，历来众说纷纭，有人称赞他能力出众，能够独当一面；也有人指责他居心叵测，陷害忠良，且对权力极度渴望。但无论哪种说法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：朱元璋曾经对胡惟庸非常信任，但后来因其过于独断专行、擅作威福才渐生嫌隙。更严重的是，胡惟庸的专权引发了相权膨胀、皇权旁落的危机，加之淮西集团势力坐大，让朱元璋意识到有必要通过惩治胡惟庸来打击淮西集团。洪武十三年（1380）正月，胡惟庸被朱元璋以多项罪名下狱，随后被处死。此案不仅重创淮西集团，还使胡惟庸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。此后，朱元璋彻底废除宰相一职，将所有权力集中于皇权之下。胡惟庸案牵连甚广，前后致死人数多达三万余人，李善长也名列其中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李善长与胡惟庸实际并无深厚交情，所谓“合谋造反”更是无稽之谈。但朱元璋既已决意肃清淮西势力，李善长自然在劫难逃。洪武十八年（1385），有人告发李善长之弟李存义及其子李佑曾与胡惟庸谋逆。李存义父子很快被捕审讯，其供词牵连到李善长。供词称：胡惟庸曾派李存义游说李善长，遭严词斥责；后又遣老友杨文裕以“事成封淮西王”相诱，虽未获允诺却令其“颇为心动”；最终胡惟庸亲往劝说时，李善长竟叹道：“吾老矣。吾死，汝等自为之。”更致命的是，蓝玉曾在塞外截获胡惟庸通敌证据，李善长却隐匿不报。加之其家奴卢仲谦等揭发其与胡惟庸“交通贿遗，私语相结”……这些罪证都坐实了李善长“知逆不举、首鼠两端”的罪名。

恰在此时，天象示警“星变应在大臣”，而此前李善长为修缮房屋曾向信国公汤和借用卫卒300名，这本是小事，但汤和却借此机会暗中向朱元璋报告，将事态扩大。最终，朱元璋以“元勋国戚，知逆谋不举，狐疑观望怀两端，大逆不道”的罪名，将李善长及其妻等70余人逮捕，并判处死刑。据说在临刑前，李善长曾拿出免死金牌向朱元璋求饶，但朱元璋指出金牌背面写有“除谋反大逆”，这也说明了朱元璋杀李善长的决心。最终，李善长一家未能幸免，但朱元璋念及过往情谊，饶过了娶了明太祖长女临安公主的李祺，仅将其流放，算是没给李善长绝后。

李善长之死，呈现了明初君臣关系从“鱼水相得\"到\"势同水火”的演变轨迹。这一悲剧绝非个人恩怨所致，而是朱元璋系统性整肃功臣集团的必然结果。作为淮西集团领袖，李善长深厚的政治根基与广泛的人脉网络，使其始终被视为皇权潜在的威胁。其晚年的居功自傲、对谋反线索的知情不报，以及与胡惟庸的暧昧关系，都成为朱元璋必除之而后快的理由。

从政治逻辑来看，朱元璋此举具有双重意义：一方面通过打击最具代表性的功臣领袖来震慑整个功臣集团；另一方面则以铁腕手段重塑“皇权至上”的政治秩序，李善长成为新秩序下的牺牲品。

参考书籍：

《明史》，张廷玉等，中华书局

《历史的风景》，黄西蒙/著，工人出版社

《明朝开国丞相李善长》，王振羽， 南京地方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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